國資報告:中國生物百年堅守衛健康

發布時間:2020-01-06 來源:《國資報告》雜志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中國生物組建100周年。

  在大塊頭、“大明星”比比皆是的央企隊伍中,百億營收的中國生物名氣不大,規模不大,卻與全國人民健康狀況息息相關。

  國家統計局報告顯示,新中國成立時,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2018年已提高到77歲。

  “影響平均壽命中的因素,首先是戰爭,其次就是傳染病,尤其是嬰幼兒抵抗力弱,極易感染死亡。”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說,作為國家隊,中國生物在控制傳染病方面進行了艱苦探索。

  一百年來,中國生物先后成功研制了天花疫苗、霍亂疫苗、傷寒疫苗、麻疹疫苗、甲肝疫苗、乙肝疫苗、口服輪狀病毒活疫苗、脊髓灰質炎疫苗、A型肉毒制品、健康人血漿白蛋白和凝血Ⅷ因子等生物制品,在中國范圍內消滅了天花、小兒麻痹癥等傳染病,有效扼制了百日咳、白喉、破傷風等疾病的蔓延,大大降低了新生兒的死亡率。

  當前,人民群眾對健康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活得更有質量,成為更高層次的追求。順應時代變化,中國生物近年來又在研發手足口病疫苗、宮頸癌疫苗、抗體新藥物、細胞免疫治療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百年堅守衛健康,不忘初心再出發。

  楊曉明提出,“我們絕不能吃老本,躺在“老字號”的榮譽證上固步自封、沾沾自喜。” 他提出,要把一百年作為新起點,再聚力、再出發,為建設“健康中國”繼續奮斗。

  艱難起步

  中國生物的成長史,就是一部中國現代防疫事業的發展史。

  1919年,北洋政府為了預防和控制傳染病流行,組建了中央防疫處,負責對傳染病的細菌學研究和進行各種生物制品的生產,這就是中國生物的前身。

  當時,中央防疫處的主要產品包括白喉抗毒素血清、痘苗、霍亂疫苗、傷寒疫苗等,其中部分產品還曾在法國巴斯德百年紀念會上獲獎。

  1926年,中央防疫處第三科痘苗股負責人齊長慶用一名天花患者的天花病毒,經猴、兔、牛等動物接種傳代減毒,獲得“天壇株”痘苗毒種,這一毒種的獲得和留存,為我國控制、消滅流行數千年的天花病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8年,國民政府衛生部接管中央防疫處。1942年,在時任中央防疫處處長湯飛凡的主持下,中央防疫處分離出我國第一株青霉素菌種,次年開始研制青霉素。這是我國抗生素事業的開端。

  在我國的防疫事業中,湯飛凡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

  1921年,湯飛凡從湘雅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后被推薦去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學習。1929年春,湯飛凡決定放棄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回到祖國。當時國內的研究條件極差,湯飛凡賣掉了自己的顯微鏡,才裝備起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室,進行病毒研究。

  1937年,在隆隆的炮聲中,湯飛凡出任中央防疫處處長。此后,他跟隨中央防疫處,先后遷往南京、長沙、昆明等地。抗戰勝利后,他和同事們再次回到北京。

  熊熊戰火中,湯飛凡和同事為了應對日軍的細菌戰、化學戰,做出了突出貢獻。

  解放后,天壇防疫處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湯飛凡任所長。很快,湯飛凡領導下的生物制品研究所,又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和反細菌戰的斗爭中。

  1955年,時局平穩后,湯飛凡重啟了中斷多年的沙眼研究,并分離出世界上第一株“沙眼衣原體”。他也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個中國人。此后,湯飛凡領導的麻疹研究組還分離出我國第一株麻疹病毒。

  鑒于他在防疫事業中的突出貢獻,湯飛凡被稱為中國疫苗之父,中國生物制品事業的重要奠基人。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稱他為“預防醫學領域里的一位頑強的戰士。”    

  快速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防疫事業和中國生物進入了發展的黃金階段。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防疫事業。”楊曉明舉例說,當時所屬院所、倉庫都是在遠郊,周邊不允許設置公交站牌,就是為了保密。再比如,當時運送疫苗的車輛都是“特殊車輛”,遇到緊急情況可以不遵守交通規則。

  再比如,為了消滅脊髓灰質炎,每到12月15日的世界強化免疫日,江澤民、李鵬、朱镕基等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到幼兒園或街道給學前兒童喂“糖丸”。

  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國生物的研發能力和生產能力迅速提升,連續取得了多項突破,消滅了多種傳染疾病。

  “脊灰”又稱小兒麻痹癥,是一種高度傳染性疾病,且主要侵犯兒童。一旦患病,就會引起肌肉萎縮、肢體癱瘓、不能自主呼吸等,輕則致殘,重則致命。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就是這一疾病的受害人。

  新中國成立不久,該疾病在江蘇南通大規模爆發,出現了1680名病患,大多為兒童,其中466人死亡。隨后疫情迅速蔓延到青島、上海等多個城市。    

  當時,美國和蘇聯都在研制相關的疫苗,但都不向中國提供。

  為了遏制疫情,中國醫學科學院病毒系、衛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及檢定所等單位組織協作組,于1964年在北京生研所試制出我國第一批500萬人份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400多萬名兒童服用,結果證明安全有效。

  1965年開始,全國開始推廣這一疫苗,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明顯下降。據統計,1949年“脊灰”的年平均發病率為十萬分之4.06,1993年下降到十萬分之0.046。2000年,我國被世衛組織確認為無本土脊髓灰質炎的國家。

  1960年,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張箐成功分離出麻疹“滬191”毒株后,我國防制麻疹開始從被動預防轉入主動控制。1966年,該疫苗獲國家衛生部批準生產和應用,由滬191株生產的麻疹減毒活疫苗至今已在我國應用超過20億劑量,為我國控制和消除麻疹作出了重大貢獻。

  同樣,得益于中國生物研發并生產的疫苗,中國于1961年就徹底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早了16年。

  改革開放后,中國生物發展的速度進一步加快。

  楊曉明說,“當時恰值世界生物技術領域大發展,微生物等領域的新產品、新技術不斷涌現,我們有了一個與國際同步成長的機會,走出了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道路,產品也開始走向世界。”

  2012年,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聯合研制的艾滋病疫苗正式進入Ⅱ期臨床試驗,首批15名志愿者在北京佑安醫院接受了疫苗接種。該疫苗研究由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支持,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2017年12月2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日內瓦發布公告,宣布中國生物所屬北京北生研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產的口服二價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通過WHO預認證。2018年起,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開始采購中國生產的口服二價脊髓灰質炎疫苗,為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兒童接種。

  不忘初心

  盡管為國人健康做出了這么多貢獻,但中國生物的名頭并不響,企業的營收規模也不算大。據了解,中國生物營業收入常年在50億元上下徘徊。近幾年增長速度有所加快,2018年達到了108億元。

  對此,楊曉明解釋說,作為一家守護人民生命與健康的央企,中國生物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經濟效益之前。“我們生產的疫苗多數是政府強制定價產品,跟國際上同類產品有著巨大的價格差距。”他舉例說,進口脊髓灰質炎疫苗每一支400元,中國生物的產品標價是35元;五聯疫苗的進口價格是800元,中國生物的則不到10元。

  目前,中國生物的疫苗產量在6億劑次左右,約占國內8成,但營收只占一半。“民營企業基本以生產自主定價的二類疫苗為主,利潤空間更大。”楊曉明說,中國生物也在逐步加大二類疫苗的生產量,但在產能、人手有限的情況下,還是要優先保障國家免疫規劃任務。

  攻堅克難,勇于獻身。

  40多年前,中國生物的研究人員為了研發乙肝疫苗,因陋就簡地在地下室隔出來一間6平米的小屋。設施不全,無法培養乙肝病毒,研發人員就用乙肝抗原帶毒者的血清進行試驗。找不到試驗用的大猩猩,她們就在自己身上試驗。

  “這并不是個例。”楊曉明說,當年他參與百白破疫苗研發時,也是先給自己注射試用。“不過隨著時代發展,現在對疫苗試驗有了更加嚴格的規定。”

  國有急難,及時出手。

  2003年,非典爆發后,中國生物緊急啟動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武漢所承擔的人源性抗SARS特異免疫球蛋白課題先后被列入國家“十五”863計劃重大項目,北京所與天壇生物共同研制的靜脈注射用人SARS免疫球蛋白,被列入SARS治療應急使用藥物 。

  2011年,我國新疆發生輸入性脊灰疫情,病毒源自鄰國巴基斯坦。中國生物接到任務后,在第一時間完成2225萬粒脊灰疫苗的應急供應任務。僅用時一個半月,就完全控制了疫情,開創了阻斷輸入性脊灰疫情傳播的“中國模式”,成為世界典范。

  多年來,唐山大地震、九八抗洪、汶川地震等歷次自然災害發生后,中國生物總是第一時間響應,積極生產、調撥相關疫苗,確保大災之后無大疫。

  百年征程,中國生物就是這樣始終堅守主業,始終堅守初心。

  與時俱進

  不忘初心,并不意味著僵化封閉、抱殘守缺。相反,為了更好地踐行初心,中國生物在體制機制、產業結構、創新能力等方面的變化始終沒有停止。

  新中國成立后,天壇防疫處(原中央防疫處)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其后,通過幾年的機構調整和改造,形成了北京、長春、成都、蘭州、上海、武漢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

  1989年,衛生部組建了國有獨資的中國生物制品總公司(以下簡稱總公司),負責對上述六個所進行行業管理。1999年,總公司與衛生部脫鉤,轉由中央大型企業工委管理。 

  2003年,總公司更名為中國生物技術集團公司,并劃轉國務院國資委出資監管。2009年,經國務院國資委研究同意,并報請國務院批準,國藥集團與中國生物重組,后又成立了新的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隨著變遷,中國生物及其下屬單位的管理機制也在不斷優化調整。

  1998年,北京所發起組建的北京天壇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中國生物開始了與市場經濟的親密接觸。

  近幾年來,尤其是十三五規劃開始后,中國生物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創新力度。

  首先是通過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激發干部職工尤其是科技人員的創新活力。

  “生物醫藥是一個特別依賴人才的行業。貢獻不跟收入掛起鉤,人的創造力就激發不出來。”楊曉明舉例說,之前他帶的碩士研究生進入民企工作,年薪能達到五六十萬,比這邊高不少。

  為了吸引優秀人才,中國生物采取了多項舉措。比如加大對科技人員的獎勵力度,最多一個人一年能拿到過百萬的獎勵。

  中國生物還完成了成都、武漢、蘭州、上海、長春、蓉生公司、研究院、營銷中心北京資產管理公司高管崗位競聘,指導子公司完成了中級管理人員競聘。六大業務板塊體制機制改革陸續開展,企業活力進一步顯現。

  中生復諾健公司還成功引進了一名外籍高管。

  再比如,中國生物推動了上海捷諾、上海公司四價HPV等一批混改項目,有效激發了科研與管理團隊的積極性。

  其次是加大研發經費投入力度。

  2018年,中國生物研發投入14.05億元,同比增長65.3%,較“十二五”初增加9.16億元,增長1.87倍,在營業收入占比達到12.95%。近幾年,中國生物的科研投入一直保持這樣的增長速度,推動企業營收從四五十億元增加到一百億元。不過,楊曉明說,“與國外企業20%的占比相比,我們還有較大差距。今年要達到15%。” 

  再次,中國生物還對產業布局進行了優化調整。楊曉明表示,醫藥行業始終都是以問題為導向的行業。“科技在進步,病毒也在變異,人民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以前我們專注消滅疾病,現在要在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上下更大功夫。”

  近幾年,在保持人用疫苗領域競爭優勢的同時,中國生物通過投資并購等方式,涉足了血液制品、醫學美容、動物保健、抗體藥物及醫學診斷等業務板塊。

  楊曉明說,生物領域的范疇十分廣泛,我們現在所做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個人判斷,這將是下一次爆發的風口,我們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